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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八四章 第一枪
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军国主义泛滥的疯狂国度了。
所谓“军国主义”，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
虽然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军队无法无天，政府不能管军队，军队可以管政府，一切为了侵略扩张。
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是山下有朋。
日本近代陆军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这一年，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献给天皇6300名“御亲兵”，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1877年（明治十年），被内讧赶下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发动了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反叛，从鹿儿岛、九州北上，包围了熊本。西乡隆盛反叛的旗号不明不白，竟然是“有话要对政府说”， 还放出话来，说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明治政府派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开始平叛。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七个月，总算把叛乱镇压了。事后总结教训，弄了三条，一个是文官挂帅，一个是武将事事请示贻误战机，另一个就是没有好的参谋。这三条教训总结出来后，对日军日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不料这边刚总结完教训，那边就发生了竹桥兵变，200多个炮兵因为军饷、评功等问题反他娘了，在竹本兵营里，架起大炮，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家就打开了。
这个事件，给山县有朋在日本建立军国主义体系提供了契机。
山县有朋这个时候已当了日本明治政府的陆军卿，为了维持军权，他以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的大道理为借口，把军队统帅权从政府和议会那里拿过来，直接交给了天皇。这就是日本独有的“统帅权独立”。在伊藤博文制定的明治宪法，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里表述为天皇统帅陆海军，而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这就为日本形成军事体制军政、军令分开的二元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今天看来，军政、军令二元制，实际上就是政略、军略背离，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不统一，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隐患。可当时的日本人不是这样想的，伊藤博文到死都没有想到，他制定的宪法上的这个漏洞，最后成了埋葬他和许多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帝国的黑洞。
日本军政、军令二元制的标志，就是1878年12月5日成立参谋本部。本来，在西南战争中，暴露了军令不畅、指挥不顺、参谋不力的问题，确实需要加强陆军省参谋局的力量。但山下有朋却把陆军省参谋局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自己做了第一任参谋总长，直属天皇领导，直接掌管军队，让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成了军政部门，参谋本部成了军令部门。这样，政府就只管招兵、养兵，至于招来的兵干什么，那就成了参谋本部的事情。如果政府过问，就是侵害统帅权。
法律有了，体制有了，推行军国主义的主要指挥机构参谋本部也成立了，但是缺少急先锋。于是一群战争狂人、后世俗称为“昭和军阀”的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们登场了。
山下有朋这帮人开始决定开办陆军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参谋，当然后来这些参谋都成了日军的主官，没有成为主官的也在努力成为主官。
日本人请的陆军大学导师是德国人梅克尔少校，招收的学员都是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服役2年以上、年龄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这个招生方法和体制有三大隐患，一是梅克尔只是一个战术专家，自己本身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虽然他的战术课很成功，从地图到沙盘到现场，都可圈可点。但那也只是培养了一批团级水平的指挥官，导致日军单场战斗可以打得漂亮，遇到国家级战争必输无疑。二是招收的学生都是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士官学校一路考上来的学生，只有他们才能在陆军大学10%的录取率中胜出。不过，这些学生从小就是在军队环境里长大，不了解社会，也不懂政治，学的是打仗，会的也是打仗，一旦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又没有力量能制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那是可想而知的。三是陆军大学没有辎重科目，这就形成了后世日军不重后勤辎重、军纪败坏的恶果。
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开始有毕业生。开始的十几届每届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于甲午战争停校两年)开始，才稳定到每届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开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后一直到1941年第54期，毕业生规模才开始扩大起来，1945年最后一期第60期达到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说，60年中只有3000左右毕业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当参谋。而日军又规定了只有陆大毕业才能当参谋，这就形成了日本陆军中枢首脑全部是参谋出身的特有现象，因为只有参谋才能爬上去。
在外国人看来，军队属于政府领导，军队的参谋只是主官的幕僚。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香。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但日本就和别人不一样，军队指挥政府，参谋指挥主官，少壮派军人习惯于下克上。这些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参谋们，把中国大地当成了他们建功立业的乐土，肆意妄为，掀起了一阵阵腥风血雨。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内阁设有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就是俗称的陆相、海相，都是有现役陆军、海军代表性将领担任。如果政府的决策不符合军方的利益，这两个人一辞职，只要军方不再派新的人选去担任陆相、海相，内阁自然就垮台了。因此，日本政府内阁是世界上最容易垮台的内阁。
日本军国主义鼻祖、日本侵略扩张的源头性人物山县有朋，就是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在建成军国主义体系后，山下有朋提出了做“东洋霸主”的目标。
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生前除了是个军事官僚外，还做过日本政府第三届、第九届两任首相，炮制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坏事做绝。他一生对日本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死。用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石桥谌山的话说，那就是“山县之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山下有朋死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型，他的徒子徒孙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将霸占朝鲜、攫取满蒙的目标逐一实现。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陷入了对外扩张、惩膺支那的疯狂迷乱中。不要说是军部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了，就是普通百姓大多数也都疯狂了，他们期待天皇、军部、皇军勇士扩大侵略，为他们带来更大利益。如果还有人保持一丝清醒的话，那么他必将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绊脚石。
现在，日本人的目光饿狼一样，紧紧地盯住了华北。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日军继挑起华北事变后，没有停步，一方面加进拉拢分化宋哲元冀察政府，一方面积极备战。备战主角就是华北驻屯军。
到了1936年，日军少壮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后果非常严重，它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事件一是诱发了日军的“肃军”运动，二是导致了广田毅内阁上台。广田毅干了两件事，一是在军部威迫下，恢复了已经废止的军部大臣现役制，二是与德国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虽然这个协定是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历史上，战后作为文官的广田毅之所以被列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就是因为他干的这两场事情的后果就是战争。“从二二六事件”开始，政党政治彻底退出日本政治舞台，政府沦为军部的一件工具。军部带领日本全力以赴冲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
华北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又叫天津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起义后根据《辛丑条约》，在中国的驻军。兵营分别设在海光寺和北平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这支部队在平津地区干了许多坏事，济南惨案、华北事变都有他们的黑手留下的印迹。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将华北驻屯军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据上海《申报》调查，日军实际增兵人数超过1.4万人。裕仁天皇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为参谋长，河边正三少将任驻屯军新设置的步兵旅团旅团长，陆大29期毕业、后世历史上在日本成了“不要脸”代名词的牟田口廉也大佐，由参谋本部庶务科长转任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
牟田口廉也大佐上任后，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8日，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尝到了甜头的牟田口廉也以及他的上司们一发而不可收，随时准备策划更大的事变，攫取更大的利益。
到了1936年11月份，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勾结德王，企图策划成立内蒙国，结果由日本特务任顾问的德王伪军在绥远百灵庙被傅作义将军打的大败。这个事情让日军那些蓄意挑起事端的家伙认识到，中国的将军并不是人人都是张学良，单靠扶持傀儡是不行的。另外，随着国共谈判和两广事变的解决，中国有可能出现团结抗日局面，这是日本人绝不愿意看到的。华北驻屯军这些魔鬼们不由自主地就加快了行动步伐。
于是，到1937年入... -->>
第一八四章 第一枪
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已经是一个军国主义泛滥的疯狂国度了。
所谓“军国主义”，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
虽然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军队无法无天，政府不能管军队，军队可以管政府，一切为了侵略扩张。
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是山下有朋。
日本近代陆军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这一年，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献给天皇6300名“御亲兵”，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1877年（明治十年），被内讧赶下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发动了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反叛，从鹿儿岛、九州北上，包围了熊本。西乡隆盛反叛的旗号不明不白，竟然是“有话要对政府说”， 还放出话来，说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明治政府派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开始平叛。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七个月，总算把叛乱镇压了。事后总结教训，弄了三条，一个是文官挂帅，一个是武将事事请示贻误战机，另一个就是没有好的参谋。这三条教训总结出来后，对日军日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不料这边刚总结完教训，那边就发生了竹桥兵变，200多个炮兵因为军饷、评功等问题反他娘了，在竹本兵营里，架起大炮，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家就打开了。
这个事件，给山县有朋在日本建立军国主义体系提供了契机。
山县有朋这个时候已当了日本明治政府的陆军卿，为了维持军权，他以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的大道理为借口，把军队统帅权从政府和议会那里拿过来，直接交给了天皇。这就是日本独有的“统帅权独立”。在伊藤博文制定的明治宪法，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里表述为天皇统帅陆海军，而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这就为日本形成军事体制军政、军令分开的二元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今天看来，军政、军令二元制，实际上就是政略、军略背离，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不统一，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隐患。可当时的日本人不是这样想的，伊藤博文到死都没有想到，他制定的宪法上的这个漏洞，最后成了埋葬他和许多人一起建立起来的帝国的黑洞。
日本军政、军令二元制的标志，就是1878年12月5日成立参谋本部。本来，在西南战争中，暴露了军令不畅、指挥不顺、参谋不力的问题，确实需要加强陆军省参谋局的力量。但山下有朋却把陆军省参谋局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自己做了第一任参谋总长，直属天皇领导，直接掌管军队，让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成了军政部门，参谋本部成了军令部门。这样，政府就只管招兵、养兵，至于招来的兵干什么，那就成了参谋本部的事情。如果政府过问，就是侵害统帅权。
法律有了，体制有了，推行军国主义的主要指挥机构参谋本部也成立了，但是缺少急先锋。于是一群战争狂人、后世俗称为“昭和军阀”的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们登场了。
山下有朋这帮人开始决定开办陆军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参谋，当然后来这些参谋都成了日军的主官，没有成为主官的也在努力成为主官。
日本人请的陆军大学导师是德国人梅克尔少校，招收的学员都是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服役2年以上、年龄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这个招生方法和体制有三大隐患，一是梅克尔只是一个战术专家，自己本身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虽然他的战术课很成功，从地图到沙盘到现场，都可圈可点。但那也只是培养了一批团级水平的指挥官，导致日军单场战斗可以打得漂亮，遇到国家级战争必输无疑。二是招收的学生都是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士官学校一路考上来的学生，只有他们才能在陆军大学10%的录取率中胜出。不过，这些学生从小就是在军队环境里长大，不了解社会，也不懂政治，学的是打仗，会的也是打仗，一旦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又没有力量能制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那是可想而知的。三是陆军大学没有辎重科目，这就形成了后世日军不重后勤辎重、军纪败坏的恶果。
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开始有毕业生。开始的十几届每届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于甲午战争停校两年)开始，才稳定到每届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开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后一直到1941年第54期，毕业生规模才开始扩大起来，1945年最后一期第60期达到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说，60年中只有3000左右毕业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当参谋。而日军又规定了只有陆大毕业才能当参谋，这就形成了日本陆军中枢首脑全部是参谋出身的特有现象，因为只有参谋才能爬上去。
在外国人看来，军队属于政府领导，军队的参谋只是主官的幕僚。所谓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香。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但日本就和别人不一样，军队指挥政府，参谋指挥主官，少壮派军人习惯于下克上。这些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参谋们，把中国大地当成了他们建功立业的乐土，肆意妄为，掀起了一阵阵腥风血雨。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内阁设有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就是俗称的陆相、海相，都是有现役陆军、海军代表性将领担任。如果政府的决策不符合军方的利益，这两个人一辞职，只要军方不再派新的人选去担任陆相、海相，内阁自然就垮台了。因此，日本政府内阁是世界上最容易垮台的内阁。
日本军国主义鼻祖、日本侵略扩张的源头性人物山县有朋，就是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在建成军国主义体系后，山下有朋提出了做“东洋霸主”的目标。
山县有朋死于1922年，生前除了是个军事官僚外，还做过日本政府第三届、第九届两任首相，炮制出台了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坏事做绝。他一生对日本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死。用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石桥谌山的话说，那就是“山县之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山下有朋死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型，他的徒子徒孙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将霸占朝鲜、攫取满蒙的目标逐一实现。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陷入了对外扩张、惩膺支那的疯狂迷乱中。不要说是军部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了，就是普通百姓大多数也都疯狂了，他们期待天皇、军部、皇军勇士扩大侵略，为他们带来更大利益。如果还有人保持一丝清醒的话，那么他必将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绊脚石。
现在，日本人的目光饿狼一样，紧紧地盯住了华北。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日军继挑起华北事变后，没有停步，一方面加进拉拢分化宋哲元冀察政府，一方面积极备战。备战主角就是华北驻屯军。
到了1936年，日军少壮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但后果非常严重，它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事件一是诱发了日军的“肃军”运动，二是导致了广田毅内阁上台。广田毅干了两件事，一是在军部威迫下，恢复了已经废止的军部大臣现役制，二是与德国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虽然这个协定是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历史上，战后作为文官的广田毅之所以被列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就是因为他干的这两场事情的后果就是战争。“从二二六事件”开始，政党政治彻底退出日本政治舞台，政府沦为军部的一件工具。军部带领日本全力以赴冲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
华北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又叫天津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起义后根据《辛丑条约》，在中国的驻军。兵营分别设在海光寺和北平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这支部队在平津地区干了许多坏事，济南惨案、华北事变都有他们的黑手留下的印迹。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将华北驻屯军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据上海《申报》调查，日军实际增兵人数超过1.4万人。裕仁天皇亲自任命原第一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为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为参谋长，河边正三少将任驻屯军新设置的步兵旅团旅团长，陆大29期毕业、后世历史上在日本成了“不要脸”代名词的牟田口廉也大佐，由参谋本部庶务科长转任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
牟田口廉也大佐上任后，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8日，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尝到了甜头的牟田口廉也以及他的上司们一发而不可收，随时准备策划更大的事变，攫取更大的利益。
到了1936年11月份，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勾结德王，企图策划成立内蒙国，结果由日本特务任顾问的德王伪军在绥远百灵庙被傅作义将军打的大败。这个事情让日军那些蓄意挑起事端的家伙认识到，中国的将军并不是人人都是张学良，单靠扶持傀儡是不行的。另外，随着国共谈判和两广事变的解决，中国有可能出现团结抗日局面，这是日本人绝不愿意看到的。华北驻屯军这些魔鬼们不由自主地就加快了行动步伐。
于是，到1937年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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