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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也出现了士大夫阶层以后，就更加不得了，清议的性质越来越走向了腐朽和反动，维新的失败，革命的艰难，到处可见它的影子，成为历史前进的思想阻力。
赵昺想着自己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在数次弹劾风波中立于不败之地，既有有意的谋划布置，也有无意间的巧合从而得以挫败了数次针对自己的阴谋。当然牢牢的控制了军权是最为主要的，这使得他在争斗中首先立于了不败之地，毕竟有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只靠嘴是说不死人，也不能从宝座上将他掀下去。
其次赵昺任用了一批志同道合，忠于自己的文臣，从而使自己可以掌控朝政，做到政令通达，决策得以实施。其中既有应节严、江璆和邓光荐这几位师傅的鼎力支持，也有像文天祥和陆秀夫、刘黻、陈仲微、陈则翁等这样的心怀天下，誓死捍卫君王的先朝臣僚。还有不忘旧国，心向朝廷的谢枋得、谢翱、刘辰翁、胡三省、邓文原这些在野清流的归附。
与此同时，赵昺也培养了一批班底，将过去出身不高，名不见经传的蔡乔、蔡若水、林之武、庄氏兄弟安置到重要岗位，又通过重用吏员解决了基层问题；再举行科举选拔了一批士子，并进行再教育，使得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理念，成为他的拥趸者。然后逐步替换掉那些与自己貌合心离，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尸位素餐的官员，使官员体系中的反对声音式微。
另外赵昺通过改革进谕司办报纸，与清流们抢占舆论高地，将热点问题拿到明面上进行辩论，使得他们无法通过私下传播影响民间的舆论风向。同时在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打压，使得他们的声音日衰，难以左右国家政策的推行。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赵昺控制了国家财政，现代说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基础，但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其实对士人的影响并不大。可随着他大力发展工商业，许多失地的农民走进工坊，或是从商，使得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重农轻工商的传统冲突不断。而在冲突中，用脚丫子想这些人也会转而支持政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利益，士人们却阻碍了他们发财。
还有基于商业经济的经济权力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则，钱的作用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朝廷依靠传统的田赋已经难以支付财政开支，维持国家的运转，更没有办法通过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来收买人心，这对士人为主体的官僚系统冲击力不小。而有钱的赵昺却能通过赏赐的方式做到，且通过向朝廷借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过这套在琼州行之有效的方法，待赵昺进入中原后却不大灵光了，给了自己一个狠狠的下马威，他们因为对自己‘滥杀’士人深表不满，联络朝中一些权臣发难联名上书质疑自己正统的身份，要将他赶下台去。使得自己不得不暂且退居幕后，由太后监国，很是吃了瘪。
赵昺在退居观中也曾想过为何会出现如此问题，以为琼州毕竟是个弹丸之地，自己可以轻易的了解局势的变化，从而及时处置。且在国难当头之时，仍然能够追随行朝的人多数还是心怀忠义，以忠君为国为己任的。而江南沦陷后，诸多的士人或者当了带路党，或是被征辟仕元，或者退隐乡野，人员构成复杂。
而收复江南后，赵昺下旨镇压了诸多叛国者从而引发恐慌，担心被牵扯其中，又因为没有重新获得启用，有被抛弃之嫌，于是引发了动荡。但是在杨太后的支持及众臣的力保，自己动用军队平息了这场变乱。但也使得赵昺明白江南士人潜在势力的强大，迫使自己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做出妥协，以免引发更大的动荡，以致牺牲了自己的婚姻。
但赵昺明白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同，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源可能不同。尤其是从旧的统一局面的解体到新的统一局面重建这段时间内，社会问题重心的变化也会引发新的矛盾，而他要建立新秩序就必然会使矛盾日益尖锐，引发新的对抗。可如何调整相应的政策，渡过危机，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个课题可以说让他伤透了脑筋……
满族也出现了士大夫阶层以后，就更加不得了，清议的性质越来越走向了腐朽和反动，维新的失败，革命的艰难，到处可见它的影子，成为历史前进的思想阻力。
赵昺想着自己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在数次弹劾风波中立于不败之地，既有有意的谋划布置，也有无意间的巧合从而得以挫败了数次针对自己的阴谋。当然牢牢的控制了军权是最为主要的，这使得他在争斗中首先立于了不败之地，毕竟有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只靠嘴是说不死人，也不能从宝座上将他掀下去。
其次赵昺任用了一批志同道合，忠于自己的文臣，从而使自己可以掌控朝政，做到政令通达，决策得以实施。其中既有应节严、江璆和邓光荐这几位师傅的鼎力支持，也有像文天祥和陆秀夫、刘黻、陈仲微、陈则翁等这样的心怀天下，誓死捍卫君王的先朝臣僚。还有不忘旧国，心向朝廷的谢枋得、谢翱、刘辰翁、胡三省、邓文原这些在野清流的归附。
与此同时，赵昺也培养了一批班底，将过去出身不高，名不见经传的蔡乔、蔡若水、林之武、庄氏兄弟安置到重要岗位，又通过重用吏员解决了基层问题；再举行科举选拔了一批士子，并进行再教育，使得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理念，成为他的拥趸者。然后逐步替换掉那些与自己貌合心离，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尸位素餐的官员，使官员体系中的反对声音式微。
另外赵昺通过改革进谕司办报纸，与清流们抢占舆论高地，将热点问题拿到明面上进行辩论，使得他们无法通过私下传播影响民间的舆论风向。同时在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打压，使得他们的声音日衰，难以左右国家政策的推行。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赵昺控制了国家财政，现代说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基础，但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其实对士人的影响并不大。可随着他大力发展工商业，许多失地的农民走进工坊，或是从商，使得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重农轻工商的传统冲突不断。而在冲突中，用脚丫子想这些人也会转而支持政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利益，士人们却阻碍了他们发财。
还有基于商业经济的经济权力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则，钱的作用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朝廷依靠传统的田赋已经难以支付财政开支，维持国家的运转，更没有办法通过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来收买人心，这对士人为主体的官僚系统冲击力不小。而有钱的赵昺却能通过赏赐的方式做到，且通过向朝廷借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过这套在琼州行之有效的方法，待赵昺进入中原后却不大灵光了，给了自己一个狠狠的下马威，他们因为对自己‘滥杀’士人深表不满，联络朝中一些权臣发难联名上书质疑自己正统的身份，要将他赶下台去。使得自己不得不暂且退居幕后，由太后监国，很是吃了瘪。
赵昺在退居观中也曾想过为何会出现如此问题，以为琼州毕竟是个弹丸之地，自己可以轻易的了解局势的变化，从而及时处置。且在国难当头之时，仍然能够追随行朝的人多数还是心怀忠义，以忠君为国为己任的。而江南沦陷后，诸多的士人或者当了带路党，或是被征辟仕元，或者退隐乡野，人员构成复杂。
而收复江南后，赵昺下旨镇压了诸多叛国者从而引发恐慌，担心被牵扯其中，又因为没有重新获得启用，有被抛弃之嫌，于是引发了动荡。但是在杨太后的支持及众臣的力保，自己动用军队平息了这场变乱。但也使得赵昺明白江南士人潜在势力的强大，迫使自己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做出妥协，以免引发更大的动荡，以致牺牲了自己的婚姻。
但赵昺明白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同，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源可能不同。尤其是从旧的统一局面的解体到新的统一局面重建这段时间内，社会问题重心的变化也会引发新的矛盾，而他要建立新秩序就必然会使矛盾日益尖锐，引发新的对抗。可如何调整相应的政策，渡过危机，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个课题可以说让他伤透了脑筋……